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在扎西
                    發布時間:2015-07-16     閱讀數:3931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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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方游擊隊的興起與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的形成

                    1934年我任中共四川古宋、興文特支書記,中央蘇區反“圍剿”失敗后,全國反革命潮流甚囂塵上,川南地下黨不同程度地遭受到破壞,古宋縣政府通令捉拿我。這時,上級黨組織為了革命的需要,把我調到敘永特區兩河口協助工作,發動群眾組織武裝。后由張有德、王逸濤(后叛變)爭取了威信邊境的楊登高綠林武裝部隊為基礎,組成了敘永特區游擊隊,在威、敘邊境的五龍山區一帶活動。我回到古宋,秘密地發動“紅軍之友社”的成員和農民群眾共一百多人,組成了兩支游擊隊。由郭平安、楊介中任隊長,我兼任這兩支游擊隊的政委,活動于川南的古宋、興文、江安、長寧等縣邊境,稱為紅軍“南六”②游擊隊。

                    1935年2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川南地區,我們同一軍團取得聯系,要求編入紅軍,隨大部隊一起行動。由于紅軍主力急于到扎西集結,要我們等待聽候答復。

                    中央紅軍集結扎西,黨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這里召開了重要會議,決定回師東進,二渡赤水,進行了部隊整編。為了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中央決定由徐策、余澤鴻、戴元懷等同志組成中共川南特委(簡稱特委)。抽調一些干部和戰士及國家保衛局第五連共三四百人,成立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簡稱縱隊)。在扎西地域及川南一線開展游擊戰爭,牽制敵人,配合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同時,保護寄養在這個地區的紅軍傷病員,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根據地。紅軍主力東移后,川南游擊隊轉移到敘永黃泥咀與活動在這里的瀘縣中心縣委領導下的敘永特區游擊隊合編。

                    3月上旬,徐策、余澤鴻、戴元懷等同志率隊來到興文建武。我同他們接上了關系。當天晚上,特委召開會議,要我匯報川南敵情。我說:軍閥們矛盾重重,四川敵人互相之間爭奪地盤,保地盤,經?;鞈?,誰都想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長江流域是劉湘的地盤,宜賓、瀘州、重慶是他重要的經濟來源之地,也是他的重點防守地區。劉湘調集五個師的兵力,在川南圍追堵截紅軍,而地方基層政權,仗勢軍閥作后臺,殘酷壓迫剝削農民。因此,川南地區農民革命的積極性是很高的。同時,也匯報了我們“南六”游擊隊的情況。

                    特委根據我的匯報,制定了威脅瀘州、 宜賓的戰斗計劃,牽制敵軍,配合中央紅軍作戰。在這些地區,摧毀敵人的區鄉政權,搞掉他們收捐稅的機構,取得部隊的供給;組織白軍起義,瓦解敵軍部隊;調派人員在地方開展工作,組織群眾打土豪、分財物,反對苛捐雜稅,不納租,不還債等等。

                    會后,特委決定,紅軍南六游擊隊隸屬縱隊領導,更名川南支隊。要我仍然帶領這支游擊隊在原地開展工作。建立有長寧梅硐場、興文五村、江安紅橋壩等處聯絡站,與縱隊保持經常的聯系。派戴德昌到地方工作,從那時開始,我們就直接受特委和游擊縱隊的領導,配合縱隊戰斗。

                    建武會后,紅軍游擊縱隊便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游擊戰爭,引起了敵人的驚恐,抽調了大批兵力對付紅軍游擊縱隊,從而達到了牽制和調動敵人的目的。

                    紅軍主力四渡赤水,渡過金沙江以后,敵人便組織對紅軍游擊縱隊實行“圍剿”。七月初,黔北游擊隊由張鳳光、陳宏率領四百多人來到朱家山,與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合編。原縱隊編為第一支隊,黔北編為第二支隊。這時,為了適應形勢發展和工作需要,特委改稱為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游擊縱隊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這時部隊有八九百人、七八百條槍。不久,縱隊在長官司受到敵人襲擊,徐策、張鳳光等一些主要干部犧牲了,部隊受到了很大的損失。轉移到簸箕壩后,特委召開了會議。由于干部的損失和部隊減員,特委決定增加我為特委委員,任縱隊參謀長。并通知我隨后帶隊到興文博望山與縱隊合隊,編為第三支隊??v隊派胡紫健來任支隊長,我兼任政委。

                    二、反“圍剿”戰斗與連天山的斗爭

                    我們合隊后,特委成員只有五人,即余澤鴻、劉干臣、龍厚生、李青云和我。余澤鴻任特委書記兼任游擊縱隊政委,劉干臣任司令員,龍厚生任政治部副主任。這段時間與敵人戰斗相當頻繁,我們走到哪里,敵人就尾追到哪里。兩三個月的時間,我們轉戰三省邊境近二十多個縣,同敵人進行了數十次戰斗,消滅了不少敵人,繳獲大量武器。敵軍組織川滇黔三省“圍剿”,重重包圍,跟蹤追擊。在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們的損失也越來越大。最后減員只剩下一百三十來人,要同多于我們數十倍的敵人作戰,是相當艱險的。我們于11月轉戰到長寧賈家,特委在這里召開會議,研究部隊的行動。會上,有人主張分散隱蔽,理由是長時間的戰斗,沒有得到休整,部隊十分疲勞;也有人認為,地方干部少,領導力量弱,現有武裝戰斗力不強,分開應付不了敵人的“圍剿”,不如把部隊帶到深山隱蔽休整,待機而行。結果,特委贊成第一種意見。于是將一百多人的隊伍分為兩個支隊。一支隊由余澤鴻、劉干臣帶領,二支隊由龍厚生、黃虎山帶領,縮小目標活動。

                    分開后第三天,我們便聽說龍厚生帶領的二支隊被敵包圍打散,只有幾個人突圍出來。接著我們一支隊也被敵軍包圍。由于我們地形比較熟悉,組織拼命突圍,但突圍出來后,也只剩下三十多人了。

                    剛分散兩天,部隊遭受如此重大的損失,我們領導成員都很難過。余澤鴻政委感嘆地對我說:“老劉啊,我們對上無法報告中央,對下不好向同志們交待?!蔽腋嬖V他說,我們是孤軍深入敵區,損失是難免的,勝敗是兵家常事。敵軍圍我們在江安碗廠坡,余澤鴻政委犧牲了。這時,部隊情緒很不好。我們說服了大家,化悲痛為力量,為余政委報仇。隨即把他的尸體安埋在碗廠坡松林里。當夜離開,轉移到古宋踏水橋。

                    天明時在踏水橋住下,中午又同敵人接觸,打了一仗,撤離到踏水橋山上。晚上召開特委緊急會議。劉干臣司令員讓我繼任特委書記兼政委,同時他要求寄養在老百姓家治病,休息一段時間,并決定把隊伍帶上連天山隱蔽休整,回頭接他,大家表示同意。

                    連天山方圓數十里,山高林密,人煙稀少,山上只有十多戶人家。敵人追到山腳,每日上山搜查,白天我們不能住在老百姓家里,只有到森林里躲藏,晚上派人回來偵察,沒有敵人了,才回到老百姓家。但是每天隱蔽都要轉移地點,每晚宿營也得變換人家。

                    我們在連天山堅持了一段時間,成天鉆老林,大家衣服都被扯破了。時值隆冬,天下著雪,寒風刺骨,不僅衣服穿得單薄,而且連草鞋都穿不上。打著赤腳鉆老林,戰士們的腳凍壞了,大家坐在一起,互相抱腳抵御嚴寒。有的人產生了悲觀情緒,說照這樣是不能再堅持了,讓大家下山找條出路去。在這緊要關頭,的確是對我們每個革命者的嚴峻考驗。于是我們便同戰士們談心,擺現在的困難和成功的不易。只要我們下定決心戰勝困難,勝利一定屬于我們。如果離開革命隊伍,是找不到任何出路的。今天你離開,明天就會被敵人抓住。另一方面,我們也積極想辦法,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就這樣,我們在群眾的幫助下,團結一心,在連天山堅持了一個多月。雖然生活非常艱苦,但在精神上是愉快的,錘煉了戰士們的堅強意志和革命精神。

                    我們下山之后,讓大家總結這段斗爭的經驗,認為:只有不畏任何艱難困苦,堅定革命信心,才能取得勝利。同時又認識到只有依靠群眾,才能發展壯大;離開群眾,就將寸步難行。今后一定要嚴格執行紅軍紀律,為人民的利益堅持斗爭,搞好軍民魚水關系。

                    三、總結經驗的洛柏林會議與準備創建川滇黔邊區根據地

                    我們從連天山下來后,就遇到原川南支隊的謝浩然帶來二十多人歸隊,又沿途擴大隊伍,收留失散人員。派人前去接劉干臣司令員,方知他在敵軍清鄉中已犧牲了。來到炭廠時,原二支隊突圍出來的龍厚生、黃虎山、曾廣勝等人也來歸隊。這時,游擊隊又集中起數十人,特委成員有龍厚生、李青云和我三人。

                    1936年2月,為了總結經驗,便于打開新局面,我們在洛柏林召開了特委擴大會議,通過回顧上年的斗爭,統一了認識。認為堅持斗爭一年來,完成了黨中央交給我們牽制敵人、配合紅軍主力北上的任務。在這一年的革命戰爭中,有幾百名紅軍指戰員犧牲在戰場上,但是,革命就是有困難、有曲折、有流血犧牲,只要我們堅定革命勝利的信心,不斷吸取經驗教訓,武裝斗爭定會發展壯大,革命一定能勝利。我們總結了三條經驗教訓:

                    一是在1935年的對敵斗爭中,由于作戰頻繁,沒有認真地建立地方組織,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因此,傷員無法安置,供給無法保障,部隊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和補充。

                    二是在戰爭中只注重斗爭,不注意統戰;在打土豪中界限不清,有些不該打的也打了;有的統戰人物找上門來愿同我們搞關系,我們卻拒之門外。這樣做的結果,是自己孤立自己,使我們的工作受到影響。特別是一些中間勢力,我們不團結他,就是幫了敵人的忙。

                    三是在軍事斗爭上沒有注意游擊隊的特點,既消滅敵人又要保存自己。一度時間盲目地同敵人打硬仗,拼消耗,削弱了自己的有生力量。根據總結經驗教訓,我們擬訂了建立滇黔邊區根據地的行動綱領。同時,特委從這些經驗中,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由于有了建立根據地的主張和要求,我們從邊區的實際出發,在云貴川邊區組建紅軍游擊支隊,也是武裝工作隊,分在邊區各地開展群眾工作,待時機成熟便奪取國民黨反動區、鄉政權。三省邊區各搞一個立足點,然后慢慢發展壯大。

                    川南地下黨被破壞了,紅軍游擊縱隊建立以來,與他們失去了聯系。因此,收集情報也很困難,我便決定把傷病員寄養在地方。一面休養,一面做群眾工作,并隨時同他們聯系。條件成熟后,便建立黨的地下組織,特委還分工專人抓這方面的工作。

                    當時,得知紅二、六軍團長征路過滇黔邊區。特委決定,立即行動起來,牽制川南敵軍,配合二、六軍團長征。同時積極發動群眾參軍,擴大紅軍游擊隊,掃除我們活動的障礙,在川南開展游擊戰爭,牽制敵人。

                    會議推舉我任特委書記兼縱隊政委,龍厚生任縱隊司令員,李青云任縱隊特派員。因為當時人少,縱隊集中領導,其余建制待發展后逐步恢復健全。這個會議,是我們游擊隊在失利以后,從血的教訓中吸取對敵斗爭經驗的一次重要總結,使我們在斗爭中不斷豐富經驗,更加明確了特委和游擊縱隊在川滇邊區共同努力的正確方向。不久,游擊縱隊從幾十個人發展到一百多人,編成兩個大隊,遂向扎西地域前進。到達羅布坳,曾春鑒參謀長、鄺善云等同志又帶二十多人歸隊。游擊隊在迅速發展,與我們開好這次會議是分不開的。

                    四、組織抗日先遣隊的前后

                    1936年6月,紅軍游擊縱隊由威信到鎮雄花身 小 壩附近,阮俊臣派了兩個人來找我們。其中一個是紅二、六軍團留下的代表歐陽崇廷。他說,由陶樹清帶來在畢節兵變的中央軍一個營,找到阮俊臣合隊,同阮的隊伍一起有六七百人,阮是無法領導的。二、六軍團政治部又叫阮來找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聯系。因此,我們共同研究如何作好這支隊伍的工作,阮是我們早先發展的地方游擊隊,二、六軍團又組織它們為貴州抗日救國軍第三支隊,對革命是忠實的,于是第二天,我們即向花身 小 壩 進軍。

                    部隊住下后,我便帶了一個警衛員到阮俊臣的住處,阮集中干部歡迎。聽了阮介紹情況后,要求我給他們講幾句話。我代表特委和游擊縱隊,歡迎他們起義來當紅軍,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同時,宣傳了紅軍為勞動人民打天下的道理,號召他們團結起來,為勞苦大眾的解放事業而斗爭。這時,哨兵報告國民黨中央軍柳際民旅派隊追上來了,阮、陶問我怎么辦?我便叫他們組織撤退到威信院子場等候,由紅軍游擊縱隊斷后阻擊敵人。于是,阮、陶率部隊撤退,我和龍厚生指揮阻擊敵人。敵軍沖了幾次,都被我們占據有利地形擊退了。于是我們從容地到達了院子。

                    在院子街上的茶館里,我同阮、陶他們繼續開會,主要協商部隊的合編事宜。共同議定阮俊臣的隊伍編為第一支隊,闞世芳任支隊長,歐陽崇廷任支隊政委;陶樹清的起義隊伍編為第二支隊,唐和中任支隊長,鄺善云任支隊政委;紅軍游擊縱隊為第三支隊,由龍厚生任支隊長,我兼任支隊政委。并設立縱隊司令部,阮俊臣任司令員,陶樹清為副司令員,我任政委,曾春鑒任參謀長,李青云任特派員。

                    部隊改編后,據毆陽崇廷說,二、六軍團離開畢節時,曾給了他們尋找紅軍滇黔邊區游擊縱隊的任務,并指示打出抗日旗號。因此,部隊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抗日先遣隊。同時發布抗日救國主張宣言,號召各族人民聯合起來,趕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頒發了布告和標語提綱,在邊區廣為宣傳。

                    這時,部隊總共七八百人,聲勢浩大,深得廣大群眾的同情和支持。

                    成立抗日先遣隊不久,敵軍便開始對我們的“圍剿”。此時,陶樹清提出幾點意見:一是開辟新區,把隊伍轉移到威寧、宣威一帶發展,擺脫敵人的“圍剿”;二是不要公開宣傳、寫標語,變成秘密活動,減小目標;三是要注意團結,不要動不動就痛罵人。陶的第三條意見主要是針對二支隊講的。因為陶的隊伍剛從國民黨軍隊里過來,有些壞習氣沒有改,如抓群眾的雞,吃飯不開錢等等,總之對群眾紀律不好。這些被我們紅軍游擊隊員發現,就象對國民黨軍閥一樣的辱罵他們。

                    陶提出的三條意見,我認為是可以采納的,特別是第三條,是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但是在特委會議上,有的同志認為,陶提的第一條開辟新區是耍陰謀,想到別的地方吃掉我們;第二條是反動的,不宣傳,變成了啞巴聾子,我們還是什么紅軍游擊隊;第三條說他們是不可改造的。決定要脫離他們,單獨行動。于是第二天就離開了陶、阮的隊伍。為加強軍事上的領導,特委決定我任司令員,龍厚生任政委。

                    我們離開阮俊臣、陶樹清部隊不久,貴州敵軍即對他們進行包圍追擊。到鎮雄、威信地方,他們全被打散。陶在順河場被活捉。阮俊臣突圍出來在水田寨找到我們,哭著說,為什么共產黨不要他們革命,甩掉他們,讓敵人消滅,今后還想在貴州發動白軍起義嗎?我們安慰他。并派他到趙文海的貴州游擊支隊中去當政委,開辟貴州的地方工作。

                    后來在特委會議上,針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那時我們雖未認識是“左”傾思想的危害,總覺得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是違背黨的改造白軍政策的。大家深受了一次教育。

                    到了羅布坳以后,珙縣底洞鋪農會的一個人帶著兵變代表來找我們,說四川教導師三團三營十一連起義來當紅軍,已經到了長官司。我們經過了解,情況屬實,要他去把隊伍帶來羅布坳合隊。

                    原來,我們打垮了珙縣縣長劉治國率領的警備隊和區團隊之后,教導師前來增援。到了底洞鋪,這些士兵聽到俘虜的宣傳,加之受長官們的壓榨,他們把連長打死來投奔紅軍游擊隊,要求參加。我們在羅布坳熱烈歡迎他們,到簸箕壩召開聯歡晚會,還殺豬招待,每人發了零用錢。組織受苦深的士兵控訴國民黨軍閥的壓迫,提高階級覺悟,和他們談心,宣傳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為工農鬧翻身的革命道理。講紅軍的紀律,為革命而艱苦奮斗的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為革命。

                    經過一些政治工作,起義士兵的覺悟大有提高,他們多數出身工農,革命決心也很堅決,于是把他們編為第三大隊,任命劉少成當大隊長,蘭澄清為副大隊長,派曾廣勝到這個大隊擔任指導員。

                    這支起義部隊武器裝備好,軍事素養也不錯,當他們覺悟提高后,在爛泥壩、天池羅漢林、海子壩幾次戰斗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五、關于發展云南游擊支隊

                    1936年秋,我們離開阮俊臣、陶樹清的部隊以后,來到滇川邊境的郭家墳。特委根據洛柏林會議精神,擬定在云南東北地域建立根據地。理由是該地反動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群眾迫切要求革命,地形條件好,前可進,退可守,是建立根據地的有利條件。這時殷祿才來與我們聯系,堅決要求革命。由于他在前一年就來與我們接過頭,我們也了解他是逼上梁山的階級兄弟,愿意接受黨的政治主張,遵守紅軍的紀律,這次又主動來要求。我們認為他來得正好,對我們搞革命根據地很有利。于是,特委決定,留他在部隊隨軍受訓,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之后,我們認為他決心大,是真誠要求革命,表現又好,由我介紹,特委批準,吸收加入共產黨的組織。并委他任紅軍云南游擊支隊的支隊長,派他回去,組建云南游擊支隊。宣傳黨的政策,發動工農群眾擴大革命武裝,反對國民黨軍閥和土豪惡霸的壓迫剝削,摧毀反動政府的基層政權,解放勞苦大眾。不久,我們又派了原在紅軍中的一個排長陳華久(綽號陳二排長)到他那個支隊任政治指導員、政治委員,協助開展地方工作。同時,又發給了十多支槍,叫他們帶回去發展,逐步形成一個支隊,配合縱隊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滇東北特區根據地。

                    1936年冬,紅軍游擊縱隊在三省敵軍“圍剿”戰斗中被打散。我因患病不能行動,密留大雪山休養。后因判徒出賣,我被捕關押在瀘州監獄。始同殷祿才、陳華久失去了聯系。

                    國共合作,我于1937年冬經黨組織保釋出獄后,到了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李克農同志匯報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的發展和失利情況,為創建革命根據地,秘密發展的地方游擊隊,配合縱隊打擊敵軍,開展地方工作。其中有以殷祿才為首的云南游擊支隊,以金王遂為首的川南游擊支隊,以趙文海為首的貴州游擊支隊等武裝。

                    1938年春,李克農同志要我回川滇黔邊區,了解紅軍游擊縱隊的情況,并向游擊隊員傳達黨的抗日政策,發動群眾支援抗日。但我來到川南古宋縣邊境,了解到一些情況,正擬去滇黔邊區調查時,得知判徒王逸濤向川軍告密,“共匪劉復初來川南收容殘匪,組織工農武裝,要進攻川軍”。因此,引起川軍恐慌,派人暗殺我。這時,我派原縱隊三大隊副大隊長蘭澄清,先到川滇邊的郭家墳找殷祿才、陳華久傳達黨的抗日救國主張,發動群眾支援抗日。由我向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聯系,同時,擬同組織上研究對策。到了重慶通訊處,得見周怡同志兩封信,約我去曾家巖會談。到了曾家巖,我才知道重慶已建立聯絡處,周是該處負責人。我介紹情況后,聯絡處又向武漢辦事處請示,李克農同志回電,要我立即去武漢。到達辦事處,又匯報了我所了解的一些情況,主要是紅軍游擊隊分散在川滇黔邊區,同地方游擊隊一起活動,約有武裝二百多人,并派原三大隊副大隊長蘭澄清前去調查。李克農同志問:游擊隊在群眾中影響如何?我說:在敵后牽制敵軍兩年,認真執行黨的政策,深得勞苦群眾的擁護。事后,派我去延安。其時,國民黨愈加控制,斗爭更尖銳,我們又無可靠通訊處,因而同這一地區的游擊隊斷絕了聯系。

                    到了延安,我將川滇黔邊區的情況向李富春同志作了匯報,我提出川滇黔邊區還可組織武裝,開赴前線抗日。李說:現在國民黨更加控制,不讓我們組織武裝抗日了,等以后再說吧。

                    1947年冬,我在烏蘭浩特市開會,得見參考消息說,據四川報道:共匪劉復初率領殘部,在川滇黔邊區煸動民眾,擾亂治安,正被圍剿中等云。這時我才知道,川滇黔邊區的革命火種仍在燃燒,游擊隊還在敵后堅持著戰斗。而國民黨反動派卻認為我一直潛伏在川滇黔邊區。據說殷祿才、陳華久率領的游擊支隊,有三四百人,曾反對國民黨破壞團結抗日,反對國民黨的反共反人民,襲擊國民黨運軍火去后方鎮壓革命的軍車。重慶行轅調遣國民黨軍七十九師和地方軍隊,殘酷“圍剿”殷祿才為首的游擊隊,殷祿才、陳華久在戰場上壯烈犧牲了。堅持十二年之久的游擊戰爭到此結束。[劉復初①(口述) 趙有倫 雷吉常(整理)]

                    ①劉復初,四川古宋(今屬興文縣)人。曾任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司令員,現任內蒙古吉林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

                    ②南六,原指四川的高縣、珙縣、興文、慶符(今屬高縣)、長寧、筠連六縣。

                    本文根據1982年7月趙有倫、雷吉常二人前往呼和浩特市走訪劉老時的口述材料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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